周勛初先生治學方法舉隅

        2019-01-24 04:59:31 來源:現代語文網

        周勛初先生非常重視傳授治學方法,從1983年9月開始,曾多次為碩士研究生開設過“近代學者治學方法研究”課程,所寫五篇講義,后均編入《當代學術研究思辨》一書。馬來西亞留學生余歷雄是周先生指導的最后一名博士生,該生在周先生的指導下,將2001年2月至2004年1月的問學筆記,整理成了《師門問學錄》(鳳凰出版社2004年初版,2011年增訂再版)。該書主要內容也是談治學方法。周先生自2011年9月至11月,應邀寫了二十篇談治學經驗的文章,在《古典文學知識》連載,后編為《艱辛與歡樂相隨——周勛初治學經驗談》(以下簡稱“經驗談”)一書,由鳳凰出版社于9月出版。周先生的治學經驗非常豐富,我僅就治學方法談點學習體會。

        周勛初先生治學方法舉隅

        一、 從目錄學入手

        早在大學二年級時,周勛初就上過胡小石先生的“工具書使用法”課,這自然使他認識到目錄學對讀書治學的重要性。后來他師從胡先生修讀副博士研究生課程,學習《楚辭》,寫作《九歌新考》初稿,顯然得益于目錄學知識。他曾說過:“一次偶然的機緣,我從古籍書店中忽然看到一本香港饒宗頤先生的《楚辭書錄》,此書后附論文索引,很多是發表在民國時期舊雜志上的論文!庇谑撬玫奖本┨接H的機會,“按照索引的提示,到北京圖書館期刊室中借閱”,“上至王逸、朱熹等人的著作,下至蘇雪林、何天行等人的論文,都曾鉆研!保ā吨軇壮跷募返7冊第370頁,以下簡稱“文集”)這對他撰寫《九歌新考》當然大有幫助。

        南大中文系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原由羅根澤先生上,羅先生后因病重中輟,遂由周先生接替。周先生在教中國文學批評史過程中,還編了本適合學生自學的《中國歷代文學理論批評重要專著篇目索引》。這為他撰寫《中國文學批評小史》奠定了基礎,該書多次出版,還被譯成韓文與日文,可見深受歡迎。

        周先生在研究的過程中,也注意利用目錄學知識來為自己服務。如周先生為了做好《唐語林》的校證工作,特地編了《唐語林援據原書提要》、《唐語林校證參考書目》、《唐語林援據原書索引》、《唐語林人名索引》。試以后者為例,周先生說:“為了查對方便,我把每一條條文編了號,該條出于哪一種原書,查到之后隨即記下。我把《國史補》等筆記小說原書,《太平廣記》等總集,《太平御覽》等類書,《能改齋漫錄》等筆記,以及其他有關材料,一一翻檢。有時看到某條材料,似乎與《唐語林》中某一條對應,但后者的條文有一千多,猛然要想知道它究竟在何處,可沒有這種天分,于是我又把人名制成索引,一有疑惑之處,就查檢人名索引,進行核對。笨人也就只能用笨辦法來解決問題!保ā督涷炚劇返120頁)實踐證明編人名索引、文獻目錄這樣的笨辦法,往往是從事科研工作最可靠、最有效的辦法。

        正因為周先生充分認識到目錄索引對讀書治學的作用,所以他非常重視對目錄索引的編纂。如其《唐代筆記小說敘錄》就是在《唐語林校證》的附錄《唐語林援據原書提要》的基礎上加工成的。周先生曾對余歷雄說:“我撰寫《唐代筆記小說敘錄》的目的是為愛好‘文史之學的讀者提供一種可靠而便用的書目,希望當今的唐代文史研究者,除了注意正史材料之外,也要注意唐代筆記小說中的材料!保ā稁熼T問學錄》第25頁,以下簡稱“問學錄”)

        為了提高文獻的使用價值,他還注意為自己所整理過的書編制書目索引作為附錄。如《韓非子校注》,周先生談道:“全書將成時,我就希望有人來做一個人名索引,這是當代的學術著作必須具備的附錄。但經多次提出,卻無一人肯做;蛟S他們認為這類工作只有付出,對個人沒有什么提高,故而寧愿閑談消遣,也不愿動手的吧。不得已,我在統稿的忙碌之中,只能利用空隙時間,細加考辨后制成這一索引!保ā督涷炚劇返269頁)再一個突出例子是《冊府元龜》,周先生說:“我們古籍所整理的《冊府元龜》點校本,早在三四年前就該整理好了,卻因‘人名索引一項未能及時完成而耽誤了出版!保ā秵枌W錄》第118頁)可見,周先生對目錄索引是多么重視。

        二、 以文獻學為基礎

        周先生說過:“不論從千帆先生提出的文獻學與文藝學而言,還是從我后來提出的文獻學與綜合研究而言,都可以說明我們都很重視培育文獻學方面的基礎,而這正是繼承了清儒樸學的優秀傳統!保ā督涷炚劇返325頁)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十二中將清代樸學的特點歸納為十條,其第一條為“凡立一義,必憑證據”,其第二條為“選擇證據,以古為尚”。其主要方法就是考證,也即尋找與憑借可靠材料來分析問題與解決問題。

        周先生治學在以文獻學為基礎方面為我們樹立了榜樣。他曾說過:“我的研究,一般都是在大量原始材料的基礎上進行概括和提煉!保ā督涷炚劇返414頁)我們打開《〈韓非子〉札記》會發現有不少版本學論文,如《〈韓非子〉版本知見錄》、《朱錫庚〈韓非子校正〉介紹》、《〈韓非子〉版本小議》、《陳奇猷〈韓非子刻本源流考〉商兌》等。從中可見,作者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各大圖書館借閱過《韓非子》的各種善本,并對這些善本以及已有《韓非子》研究成果,作過深入探討,還對《韓非子》做過艱苦細致的校證工作,并將自己的心得體會撰寫成札記,“在每一篇札記之內提出一些新的見解,至少提供一些新的材料,于學術研究有所裨益”(文集第1冊第515頁)。在評法批儒運動中,全國編成大量法家讀物,流傳下來的卻微乎其微。而經過周先生修訂的《韓非子校證》與周先生所著《〈韓非子〉札記》依然一版再版,原因很多,其牢固的文獻學基礎,無疑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正因為周先生具有深厚的文獻學修養,所以他能敏銳地抓住稍縱即逝的機會,獲得一些珍貴的文獻資料,并對其治學道路產生了深遠影響。他曾欣慰地說:“正當我勤于尋找材料時,一次偶然的機會,得知故宮博物院圖書館中藏有稀世之珍胡震亨的《唐音統簽》與季振宜的《唐詩》,經懇切請求,才允許閱讀。我就一鼓作氣,讀了半個多月,作了不少筆記,后來整理成《敘〈全唐詩〉成書經過》一文。應該說,這次偶然的訪書機會,對我一生影響最大,其后也就與唐代文學結下了不解之緣。目下我正與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主編《全唐五代詩》,就是由這一契機而深入這一領域的!保ㄎ募7冊第361頁)再一個突出例子是周先生1994年9月在日本天理圖書館看書時發現了二十三卷左右的唐鈔本《文選集注》,遂將其復印后帶回國。隨后又千方百計地在日本、臺灣地區和國內各地盡可能地收集到一些《文選集注》殘卷,于是輯成《唐鈔文選集注匯存》一書,推動了《文選》學研究的深入發展。許逸民評價道:“它標志著‘新《選》學研究在資料的占有上,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對于今后的中國文學史研究,特別是‘新《選》學研究來說,《唐鈔文選集注匯存》必將永遠是彌足珍貴、取之不竭的史料寶藏,其影響之巨大深遠,想來不會在李善注、五臣注、六臣注等各類版本以下!保ā督涷炚劇返311頁)

        特別值得稱道的是,周先生還努力將自己以文獻學為基礎的經驗傳授給學生,在《師門問學錄》中就有不少這方面的記載。如關于版本,周先生說:“從校讎學的角度來說,著書并不以羅列版本為貴,而是應該將掌握到的版本梳理出幾個系統,?敝畷r,只要抓住幾種系列之中的首出之書,也就可以執簡馭繁,不致多岐亡羊了!保ā秵枌W錄》第103頁)關于引文,周先生說:“撰寫論文引用前人觀點時,要注意兩點:(1) 要引用第一個提出這種觀點者之成果;(2) 要引用首出的單篇論文,不要轉引后出的書!保ā秵枌W錄》第26頁)這些經驗之談,是很難在教科書中找到的。周先生常用自己的治學經驗與教訓教誨學生,他曾舉例道:“《宋人軼事匯編》卷十二引周《清波雜志》曰:‘崇寧、大觀間……士大夫不能誦坡詩,便自覺氣索,而人或謂之不韻。這是一則有關蘇軾詩歌風靡朝野的生動記錄。我要發表論文時,核對周《清波雜志》原書,卻發現無此文字。隨后我向人請教,也沒有結果。大家都很熟悉這一段文字,卻不可能貿然記得它的出處,我的論文因此延擱了很久都不能正式發表。后來,我翻檢了馮應榴的《蘇文忠公詩集箋注》,在書后的附錄中才找到上述文字的原出處:《風月堂詩話》。這類問題在《宋人軼事匯編》中很常見。因此,即使丁傳靖已經注明材料的出處,我們引用時還是要重新核對原書。這種治學態度應當堅持!保ā秵枌W錄》第149—150頁)他還指出:“關于材料的出處方面,還需要注意另一種情況:當我們閱讀王國維、陳寅恪等名家的論文時,不能直接從他們的論文中摘引他們的‘引文。他們有時候只是斷取,或概括大意,甚至是部分改寫,并非原書的文字。在他們的那個時代,還承清人遺風,并沒有像我們今天這樣嚴格的學術規范!保ā秵枌W錄》第150—151頁)周先生還舉例道:“我在撰寫《中國文學批評小史》時,起初就從陳寅恪的論文中直接摘引張籍寫給韓愈的書信,后來核對原文,才發現陳寅恪的論文是將張籍寫給韓愈的兩封信(《上韓昌黎書》《上韓昌黎二書》)合成了一段文字來論述。幸好我能及時發現,及時改正,要不然險些就出洋相了。這是一個很好的教訓!保ā秵枌W錄》第151頁)

        正是在程千帆、卞孝萱、周勛初先生的不懈努力與培育下,南京大學古代文學、古典文獻專業才形成了以文獻學為基礎的特色。周先生曾說過:“我們這里的人寫的東西水平如何任人評說,而在文獻的處理上還不至于有多少毛病,總想做到植根在堅實的文獻基礎上,決不望空立論,歪曲材料,甚或偷襲他人成果!保ā督涷炚劇返326頁)

        三、 綜合研究

        周先生治學的突出特點是綜合研究。他說過:“我主張綜合研究,為此我曾一再申述!保ㄎ募7冊第372頁)他還說過:“綜合研究,銳意進取,這是我的終生追求。屈原在《離騷》中說:‘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梢宰鳛槲业淖毅!保ā督涷炚劇返75頁)所謂綜合研究就是綜合運用相關各學科知識來進行學術研究。

        綜合研究與中國的學術傳統有關,周先生說:“我國向有文史不分的傳統。作為一名古典文學的教師,我是尊重這一寶貴傳統的!保ㄎ募3冊第229頁)他還對“文史不分”的內涵作了如下說明:“所謂‘文史不分,從目下的情況來說,當然不能僅指文學、歷史兩門學科。我國古時所說的‘文史也不是這個意思!氖返膬热菔呛軓V泛的,它包括了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許多門類。哲學、宗教等等,尤與歷代文人的思想有關,研究文學,自然不能不對此有所了解!保ㄎ募7冊第371頁)

        周先生說過:“我一直主張綜合研究,而在我的幾種著作中,最能呈現這一特點的,要算《九歌》研究與李白研究!保ā督涷炚劇返63頁)周勛初的《九歌新考》采用綜合研究的方法,顯然得益于他的導師胡小石先生,他說過:“小石師年輕時就讀兩江師范學堂農博系,教師中有日籍教授多名,因此他在學生時代就能通日語。他博識多聞,閱讀的范圍很廣,諸如宗教、民俗、神話、傳說等方面的知識,無不具備。早在民國初期任教于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時,就以人神戀愛的新說闡發《九歌》中的愛情描寫,曾將《楚辭》研究向前推進一大步。步入晚年,他又從事神話方面的研究,曾應南京市文聯之請,作過一場《屈原與神話》的講演,這些都是我在該一時期從他受業時的背景!保ā督涷炚劇返65頁)所以周先生在撰寫《九歌新考》時,也就很自然地繼承了胡先生的研究方法,他說:“小石師的研究楚辭,就運用了宗教學、民俗學、神話學與地域文化等方面的知識,我在他的指導下,研究楚辭,也就帶有同樣的特點。其后我把這方面的知識用到李白研究中,同樣呈現出這些特點。因此,我所主張的研究方針是文獻學與綜合研究!保ā督涷炚劇返328頁)

        周先生的其他學術研究也普遍采用了綜合研究的方法,如他在談到《〈韓非子〉札記》時說:“這種寫作方式比較活潑,內容不拘,只要有點滴心得,即可鋪寫成文。有話則長,無話則短。不論是文、史、哲方面的新見,抑或目錄、版本、?狈矫娴囊恍⿲嶋H知識,都可兼收并蓄,融合滲透。后來我把個人堅持的這一治學特點稱為綜合研究。目下學術界分工過細,文、史、哲涇渭分明,少見綜合研究!保ㄎ募1冊第2頁)

        周先生的《唐人筆記小說考索》實際上也采用了綜合研究方法,作者在《后記》中說:“我的研究方法,是先從目錄學著手,把唐代筆記小說放在學術史的洪流中加以考察,然后將它置于唐代文化的大背景下予以審視,結合政治、歷史、宗教等多種因素,探討它與其他文學門類的關系和相互影響!M転槟壳吧胁惶珵槿酥匾暤奶迫斯P記小說研究提供一些綜合研究的實例,得出若干經過考核的結論,說明唐代筆記小說的學術價值,并闡述這一文體所發生的重大影響!保ㄎ募5冊第314頁)程毅中的書評《讀〈唐人筆記小說考索〉》對此也作了充分的肯定,指出:“把筆記小說提到與正史并重的地位,從文獻史料學的角度,對它進行綜合的認真的研究,那么所貢獻于此道者,實以《考索》為多!保ㄎ募5冊第319頁)

        現代學術研究分工日趨細密,如果學者聯系其他相關學科的知識作綜合研究,就可以對研究對象理解得更全面、更深入,周先生在綜合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值得學習與借鑒的。

        四、 力求新穎,追求創辟

        科學研究是在已有成果的基礎上向前發展,所以創新是科學研究最本質的特征。周先生指出:“從事學術研究,應把‘發人之所未發作為第一要義!保ㄎ募7冊第352頁)他還說:“總的說來,文章論點當力求新穎,追求創辟!保ā督涷炚劇返396頁)如果說周先生早年參加《韓非子》校證工作是服從組織安排,那么他撰著《〈韓非子〉札記》則是主動的選擇。該書已充分體現了創新精神,作者嘗云:“我在寫《〈韓非子〉札記》時,力求每一篇文章都要有新見,至少要提出一些新的材料,段熙仲先生稱贊此書為‘篇篇有根據,有心得的學術論文,恕不敢當,但自信每寫一篇札記時,都曾說出若干新的道理來!保ㄎ募7冊第352頁)

        周先生特別注意論文選題的新穎性,曾說:“我選題目,總想有一種新的視角,發人之所未發,希望能夠取得‘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效果!保ā督涷炚劇返218頁)如1983年5月,安徽亳縣舉辦建安文學討論會。周先生與會論文為《魏氏“三世立賤”的分析》,論述了曹氏三世突破政治聯姻的傳統,娶出身微賤的女子為妻,甚至立為皇后,從而避免了外戚專政的局面。他們的擇偶標準重色而不重德,突破了兩漢禮法傳統。論文著重分析了曹氏家風與建安風骨的關系,指出:在曹氏家風影響下,“當時文人努力擺脫儒家的束縛,在文學上開拓新的領域,突出地表現在抒寫軍旅之苦與男女之情方面,而這正是建安風骨的重要內容”(文集第3冊第35頁)。該文讓人耳目為之一新,頗受好評。

        1989年6月2日至4日,在安徽九華山舉行李白學會第2次年會。周先生考慮到“改革開放之后,考證之風大盛,李白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已有人考察,取得很大成績,我若于此再行投入,勢難有大的開辟。若以‘多元文化的結晶的角度闡釋李白的風貌與創獲,可以得出一些新的結論”(《經驗談》第426頁)。于是作者“在構思有關李白的文章時,覺得其子女的名字頗為怪異,本人亦頗有異端作風,遂列出幾點,待日后慢慢寫成一書:(1) 子女命名,(2) 籍貫與指樹為姓,(3) 剔骨葬法,(4) 尊王攘夷,(5) 不崇儒,有戰國余風,縱橫游俠,(6) 從永王璘乃必然,(7) 商人家庭,散千金,(8) 棄女人”(文集7卷末12頁)。其與會論文為《李白家人及其名字寓意之推斷》,隨后又寫了九篇論文,集成《詩仙李白之謎》一書。羅宗強在書評中稱該書“從一個全新的角度,提出了不少問題。這些問題,他并沒有全解決,但卻把李白研究的視野大大地拓寬了,展現了李白研究的一個更為寬闊的領域”(文集第4冊第278頁)。

        周先生在古籍整理領域,也充滿著創新精神。宋王讜撰《唐語林》是一本很好的書,也是一本很糟的書,周先生采用輯佚、校證、編輯等方法,盡可能地恢復了該書的原貌,并且還加了許多?庇、注釋與附錄,如程千帆先生所說,此舉是“救活了一本死書”(《經驗談》第123頁)。他所主編的《唐人軼事匯編》受丁傳靖輯《宋人軼事匯編》的啟發,開拓了新的領域。他所輯的《唐鈔文選集注匯存》,為《文選》研究提供了新材料。他所主持的《冊府元龜》點校工作,花了十三年工夫,使該書面目一新。全書十二冊,最后一冊為人名索引,極大地提高了該書的使用價值。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全國古籍整理出版領導小組發布的“首屆向全國推薦優秀古籍整理圖書活動入選書目”,共計九十一種,周先生就有三種入選,“入選數量之多,獨一無二”(《經驗談》第329頁)。他所整理的古籍頻頻獲獎,其中《冊府元龜》點校本,還榮獲首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凡此皆說明周先生的治學方法是卓有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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