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豐子愷作品中的飲食文化

        2019-02-18 12:06:04 來源:現代語文網

        豐子愷是海派著名散文家,他淡泊名利,遠離政治,主張“護生”。其作品里常談及“吃”,他筆下的吃與中國傳統飲食文化聯系密切,又有許多不同之處,其故鄉的飲食風俗、崇尚自然的天性、佛學的仁愛護生思想都對他寫“吃”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關鍵詞:豐子愷 飲食文化 護生 童趣

        淺析豐子愷作品中的飲食文化

        在京海派作家群里,熱衷于描寫吃的作家不在少數,像周作人、豐子愷、汪曾祺、梁實秋等人,都在其作品里不止一次地描寫吃。對于普通人來講,吃不過是滿足了基本的生理需求的方式,但在這些作家的視域里,吃往往被作家賦予了許多豐富的意味和內涵。豐子愷筆下的吃既與大多數京海派作家筆下一樣,注重吃帶來的非功利化的生活趣味,也有其獨特的審美價值,這跟佛教文化中的“護生”思想對作家的影響,豐子愷本人對飲食的態度,以及江浙滬一帶特有的飲食文化有關。

        豐子愷寫吃,談吃,也愛吃,但是絕不是饕餮之人,他主張素食,飲食節制而有度,不吃豬牛羊肉,只吃一點魚蝦蟹,而且吃的很風雅。豐子愷往往不是為了吃而寫吃,而是具有很深刻的“護生”意味。所謂“護生”,即愛護生命,這是佛家的思想,佛家強調萬物皆有靈,不可肆意殺戮。這跟豐子愷早年跟隨弘一法師李叔同修行學習的經歷有關。李叔同先生晚年出家,摒棄種種欲望,六根清凈。這件事對豐子愷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究竟人活著是為何種目的?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種種欲望而活,還是要回歸本我?在作品中,可以發現豐子愷對于吃持有一種非常矛盾的態度。一方面,他熱愛生活,對于往事總是懷著溫情,對于吃也有著常人之情;另一方面,他又總是懺悔自己曾經的殺生,認為那些行為實在是錯誤至極。例如,豐子愷的許多作品里提到了吃蟹。豐子愷在《憶兒時》中記載,其父親在當地是小有名氣的舉人,科舉廢除后就賦閑在家,常常在用餐時要吃蟹,而且吃的非常精細,蘸著醋作為下飯菜一點點吃掉,父親的舉動無疑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不僅是一個懷才不遇的老式文人在末年的一點聊以慰藉的方式,也是中國傳統文人墨客附庸風雅的娛樂。豐子愷在文中直言:“這回憶一面使我永遠神往,一面又使我永遠懺悔”。因為那種樂趣是靠殺生而獲得的,實際上是把自己的快樂凌駕于萬物的痛苦之上。由此可見,豐子愷對于吃的態度是相當矛盾的,尤其是肉食,他感到十分的后悔與反感。

        對于豐子愷來說,因為“食肉”這一件事,他也被人所不理解。他認為“食肉者鄙”,這對于“無肉不歡”者來說,也許是另一個極端,汪曾祺就有“肉食者不鄙”的說法,認為吃肉是人之常情,無需辯駁①。實際上在《食肉》一文中,豐子愷即坦言從小就無法接受豬牛羊肉,食之即吐。他曾在《蜀道奇遇記》中回憶,在戰亂逃亡的途中,提出過希望廚子用素油烹炒的請求,自稱“生來吃不進肉和豬油”,最后當然難以如愿。豐子愷對于食肉的排斥,可以說有兩方面原因。一是他天生的生理因素。在《食肉》一文中,豐子愷自述他“從小不吃肉,豬牛羊肉一概不要吃,吃了要嘔吐”。二是他的老師李叔同后來也是吃齋念佛之人。在《與青年說弘一法師》中,豐子愷回憶起李叔同為了學佛而“斷食十七日”,節衣縮食時,認為這是他“凡事認真的表示”;此外,與許多人認為學佛無用的觀點相反,豐子愷認為真正的佛家“崇高偉大,勝于一切”,可見佛家思想與文化對其影響之深。

        除了佛學思想的影響,豐子愷筆下的“吃”,還與他崇尚自然的天性有關。在京海派作家中,樂于寫“吃”之人不在少數。比如汪曾祺寫他在西南聯大讀書時,昆明那些讓他流連忘返的吃食,寫的精致有趣,令人讀來口舌生津,那里面寄托著作家對于過往讀書生活的美好懷念;像梁實秋筆下的吃食,又充盈著學者的風趣與淵博的知識,就連吃一鍋排骨湯,都能悟出做文學也要“少放蘿卜多放肉”這樣的道理來②。豐子愷天性平和自然,常在生活的平淡處尋覓到獨特的樂趣,在其筆下,“吃”具有獨特的情味,也體現了作家的憂患意識。在此方面,豐子愷和魯迅先生有幾分相似之處,他們雖然都常寫吃,但是大多都顧左右而言他。比如魯迅先生寫茴香豆,寫魯鎮的黃酒,寫人血饅頭,都是托物言志,以食物諷時事。豐子愷也是如此,比如在《吃瓜子》一文中,他戲稱每個中國人都可以稱得上三種博士:拿筷子博士、吹煤頭紙博士、吃瓜子博士。在他眼里,中國人盡管生活困苦,但吃瓜子的水平堪稱世界一流,是“中國人獨得的技術”。而他又十分擔憂國人把時間都花在了嗑瓜子上面,言語之間的諷喻之意非常明顯。

        再如豐子愷寫酒,他很少寫酒的口感如何,價值如何,而是寫酒的來歷,飲酒時的心情,仿佛喝的不是酒,而是一種酒文化。豐子愷在《吃酒》一文中自敘,其年輕時在日本留學,常和友人去江心小舟吃酒,他此時懷念起故國,所以忍不住拿日本酒與家鄉的紹興黃酒相比,贊嘆這日本酒“色香味都不亞于紹興酒”。后來他在日軍侵略中國時舉家逃往桐廬,寄居一老翁家中,也常遭到主人酒席款待,后來常遺憾“沒有報謝他的酒惠”。豐子愷并不沉迷于酒精,他喜歡那種半醉微醺的狀態。在《沙坪的酒》一文中他直言自己不愛白酒,偏愛黃酒。因為白酒易醉,“吃酒圖醉,放債圖利”,豐子愷是不贊成這種功利的吃酒,他認為“吃酒是為興味,為享樂,不是求其速醉”,假如因為吃酒而“胡言亂道,誹謗唾罵,甚至嘔吐,打架,那真是不會吃酒,違背吃酒的本旨了”。他在重慶沙坪壩居住時,經常晚酌,喝的是沙坪的黃酒,這種酒如果論口感和地位,當然比不上紹興黃酒,但是豐子愷老年回憶起來總是念念不忘,因為這里面有他羈旅異地的患難感情;加上當時戰局好轉,豐子愷的酒量越來越大,他喜不自勝地坦言自己酒量的增大是“抗戰局勢的好轉”帶來的。這份赤子之心在中華文人志士里屢見不鮮,比如李白的“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消萬古愁”,杜甫的“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都滿懷著一腔熱血和愛國者的赤誠。

        豐子愷樂于寫吃,總是懷著一派天真又嚴謹的態度描寫關于“吃”的回憶,除了對于生活的細致玩味之外,也在暗示“吃”這一動作可以增進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與情感。他從小與李叔同先生養成習慣,吃飯要迅速,幾乎從不拖沓,“吃飯,洗碗,洗面,都要在十五分鐘內了結”。人至晚年,他席間總要小酌,因為這樣可以延長吃飯的時間,“一天的大團圓的晚餐,倘使我以十分鐘了事,豈不太草草了?”豐子愷對于“吃”總是津津樂道,甚至在逃難途中也不忘此事。比如在《蜀道奇遇記》里,一家人逃難到蜀道一個小鎮上,他首先是希望廚子能夠以素油烹炒,后來又受到了一個老朋友的食物款待,并聽到一個讓人哭笑不得的故事。仿佛不是在逃難,而是在進行一場有趣的旅行。這最大的緣故還是豐子愷自然樂觀的性格,他利用吃這一動作來消解人生的苦難和災厄,再從其中獲取一些非常樸實的樂趣,就像周作人先生唯獨愛喝苦茶一樣,目的在于“賞鑒其色與香與味,意未必在止渴,自然更不在果腹了”③。由此可見,豐子愷對于吃的態度也體現了中國人在面對苦難時堅韌不拔的意志力,以及苦中作樂的達觀精神。

        此外,江浙一帶飲食素來講究清淡新鮮,忌食辛辣。和北方人飲食的豪放爽快不同,江浙人更注重飲食的雅致,周作人先生在《南北的點心》里認為“北方的點心是常食的性質,南方的則是閑食”,“北方的是官禮茶食,南方的是嘉湖細點”,已經對兩者的功能性做了大致的區分。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作家們總是會自覺地描寫家鄉的飲食風俗。比如梁實秋在《北平的零食小販》中寫北平的豆汁兒,直言“外省人居住北平三二十年往往不能養成喝豆汁兒的習慣。能喝豆汁的人才算是真正的北平人”,這番話里透著一些對于家鄉飲食文化的自豪。同樣,豐子愷也常懷念江浙一帶特有的食物,比如他在《胡桃云片》里回憶家鄉的小吃云片糕,認為“其白如云,其薄如片,名之曰云片,真是高雅而又適當”,更能聯想到“人似秋云散處多”這樣的古詩,文人的匠心與童真可見一斑。豐子愷性格中的淡泊隨和,與家鄉江浙飲食文化里的那份清淡雅致可謂相得益彰。所以豐子愷筆下的江浙吃食都很值得玩味,比如在《過年》一文中,作家對于兒時父親最愛吃的蘿卜油絲豆腐總是念念不忘,以至于成年后照做,卻“總不及童年時的好吃”;又如在《爆炒米花》一文里,他由爆米花悟出做文章的道理,文章只有經歷一爆,才能變得“言簡意繁,辭約義豐”,這是在啟發我們做文章要盡量少說廢話,字字珠璣。

        “吃”是豐子愷作品里一個重要的表達形式。他以溫情的態度寫吃,也把吃作為開啟回憶之門的一把鑰匙,在他的筆下,吃并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動作,也懷著佛教徒般的悲憫之心。同時,他熱愛生活,善于發現瑣碎之中的樂趣,所以吃就有了更多值得玩味之處。經過豐子愷的發掘,吃既是苦中作樂的一種簡單的途徑,也是升華生活的一種高超的手段,更蘊含著中國傳統飲食文化的豐厚底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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